邓晓芒(1948一)，湖南长沙人，1964年初中毕业即下放农村当知青，10年后回城当搬运工。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哲学史硕士研究生，1982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9年评为教授，2010年起改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为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德国哲学》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德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邓晓芒教授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与研究，又旁及现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等，并积极介入社会批判和热点问题，创立了“新实践美学”和“新批判主义”。目前已出版著作29部，译著7部，发表学术论文两百余篇，短评、序跋及文学评论一百余篇。

自2000年起，邓晓芒教授在课堂上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进行句读，历经七年，十四个学期，出版了近两百万字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在完成对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句读之后，于2010年开设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的课程，授课的内容形成了超过五百万字的十卷本《黑格尔(精神现象)句读》，此外还句读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德行论导论”部分。

慧田哲学按：截止2017年9月初，邓晓芒老师的十卷本《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已全部出版，除了「严谨、深入、直译与贯通」的专业翻译理念之外，对哲学爱好者而言，无疑是一桌精神上的“满汉全席”。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不同的是，《精神现象学》除了在训练人的思维，黑格尔还通过大量历史文化知识，以此切中人类的生存现实，并试图告诉我们：「我们天天面对的这个世界背后的深层运作机理是什么？人如何才能把握到它并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毋庸讳言，黑格尔要比康德难搞、难读，康德旨在“让理想照进现实”，黑格尔却要“让现实变得更加真实”。本文邓老师谈到的正是此间差异和他近20年来做句读工作的来龙去脉。文末，他依旧对腐朽学界表示咬牙切齿的痛恨：「到处都是圈子，没有什么学派，只是宗派和帮派」！

赵立庆(以下简称赵)：请您先谈谈治学历程，有哪些事件记忆尤为深刻？

邓晓芒(以下简称邓)：当然是最开始决定学习理论和哲学的时候，以我的初中学历，这是根本不沾边的事。

那是1969年，我21岁，已经当过五年下放知青了，当时对人生、政治运动和国家前途感到极端的困惑，决心提高自己看问题的水平。最初我找来一本最薄的理论小册子，是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每个字都认得，每句话都看得通，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我只好反复地看，一段一段地记笔记，把每一段的意思用自己的话写下来，最后可以和知青朋友们把这本书的内容讲来——这时我觉得自己终于懂了。这是我读懂的第一本理论书，我都写在《我怎么学起哲学来》这篇文章中了，网上可查到。

赵：您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课程持续了9个学期共145讲，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在此之前，您已经完成了康德几部重要著作的句读或解读，请问这两项工作之间有哪些联系和区别？

邓：我曾经说过，康德哲学是中国人训练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的“夏令营”，他留给后人的问题是最多也最有价值的，要搞清这些问题，甚至要进入到这些问题，没有那种被康德提升到了“纯粹理性”层次上来的思辨能力是根本没有办法的。但黑格尔完全不同，《精神现象学》不是仅仅训练人的理性思维能力，而是对人的精神生活和人性各方面素质的全面“教养”。康德的著作不一定需要对整个西方文化有全景式的了解也可以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以及后来的《哲学百科全书》则不行，必须有相当的准备和广博的知识面，或者说，这些著作能够把人的思想极大地扩展到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既训练人的思维，同时也将这种锐利的思维运用于现实生活。这是康德的著作所不具备的，康德不管现实，只是培养人的理想，告诉人应当做什么。黑格尔则告诉我们，你所面对的世界是怎样的，如何发现它的本质规律。读黑格尔的书更需要哲学史的知识和一般历史文化知识。

赵：您为什么选择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进行句读？在黑格尔的著作中，为什么首先选取《精神现象学》进行句读？

邓：《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成熟期的第一部著作，马克思曾说它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黑格尔后来的《哲学百科全书》中的每个环节在它里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来源，而且尚未受到逻辑范畴的严格规范，具有一种比较自然的关系。可以说，不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就不知道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从哪里来的。另一方面，黑格尔的这部著作又是他所有著作中最难读懂的，不但中国人读不懂，外国人也很少有人读懂，一般都是从里面挑出几段话来加以解释和任意的发挥，而像这样逐字逐句的系统解释还从来没有人做过。在我心目中，「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其他一些基本著作)是帮助中国人的思维上一个台阶的书，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则是帮助我们在这一台阶上登顶的书」，两者都是中国人进入到现代学术界极其需要弄通的，否则你在国际上根木没有发言权。

赵：句读课程是面向怎样的听众的？如何协调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关系？

邓：一般我的句读课都是给研究生和博士生开设的“德国古典哲学原著选读”课，但课堂永远是开放的，准都可以进来找个位子坐下来听，有事也可以随时走人。本系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通常只有十几二十人，但课堂里经常有七、八十人，其他都是来“蹭课”的，有兴趣浓厚的本科生，有外系的或外校的学生，甚至还有社会上的从业人员。有时还有每周从外地赶来，听完课义赶火车回去的。

我常常对听众说，你不需要听完整，只听其中一段也行；甚至也不需要完全听懂，重在听的过程，就是你看我怎么把一段一段“天书”一般的文字变成“人话”，听得多了，你今后也许就学会了如何理解西方经典哲学著作的方法，而不至于对那些翻译过来的句子望而生畏。所以我的课堂上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训练能力，就像一个武馆，可以让人打磨武功，即提高思维层次。因此我这里主要不是告诉学生一些现成的标准答案，而是展示一种做研究的方法，我曾把我的句读课称之为一种“口头研究”，它甚至具有笔头研究所不具备的长处，就是思想的活泼和灵感的涌现，有些见解和表达方式是坐在书斋里想不出来的。

赵：您是怎样准备每周一讲的句读课程的？是匀速进行，还是会随着原始文本难易程度来调整讲授的节奏，在重点问题上花更多的工夫？

邓：基本上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的，《精神现象学》很少有不困难的地方，对于初接触者来说，几乎步步是障碍、处处是陷阱，偶尔有个别说得明白或举个通俗例子的地方，瞬间又被大量晦涩的思辨淹没了。我每次讲课三小时，平均要准备三天，有时讲得顺畅，可以一次讲四到五个页码，不顺畅时只能讲三页多一点，就是这个进度。所以网上有评论说我的讲课“好无聊”，这恐怕是实情，因为这里头没有什么激情或噱头，只有老老实实地读书，就像你到少林寺去学武，成天就是那么几个动作，一下子是看不出什么成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