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说，初始的学术取向往往决定着学科的未来走向，初始的研究成绩则影响着学科的基础范式。民俗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古代先贤并没有为我们树立一座指引航向的伟大灯塔，一切都有赖于民俗学者们摸着石头过河。站在21世纪的今天回望90年前早期民俗学者们的学术规划与学科理想，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思考民俗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

（中国民俗学运动歌）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成立之后，1928年12月，顾颉刚、余永梁合作完成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本所计划书》，第四部分即“民俗”研究计划，包括“作两粤各地系统的风俗调查”、“西南各小民族材料之搜集”、“征求他省风俗，宗教，医药，歌谣，故事等材料”、“风俗模型之制造”、“钞辑纸上之风俗材料”、“编制小说，戏剧，歌曲提要”、“编印民俗学丛书及”、“扩充风俗物品陈列室为历史博物馆民俗部”、“养成民俗学人才”九个方面。这个计划比较全面，反映的是顾颉刚们对民俗学理想状态的一种憧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顾颉刚对民俗学的理解几乎完全没有涉及对国外民俗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反倒像是胡适“整理国故”的具体落实。

在顾颉刚、容肇祖等人相继离开中大之后，原民俗学会主席容肇祖的继任者何思敬为“民俗学组”拟定了一个新的工作计划，这一计划与顾颉刚《本所计划书》中的设想可说是截然相反，似乎完全是以西学为取向。到1932年底朱希祖接任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主任的时候，他并没有沿用“民俗学组”这个名称，而是重新举起了“民俗学会”的大旗，请回了已经到暨南大学任教的容肇祖再次出任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主席。这一时期“文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也制定了工作大纲。大纲中计划显得低调、务实，而且明显是折衷了顾颉刚与何思敬的计划。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几份工作计划可以看出不同民俗学倡导者对于民俗学的理解以及工作计划相去甚远，反映出民俗学与国学、西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民俗学”的提出与西学的关系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提出，和西学具有密切关系，它从一开始就明确是对欧洲folklore的响应和移植，并由周作人从日本借用来“民俗学”这一译名。而在中国，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学术的形式与内容出现重大而明显的变化。形式上，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格局最终解体，受此制约的各学科分支按照现代西学分类相继独立，并建立了一些新的分支。这一时期的民俗学还谈不上学科建设，甚至连民俗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门学科都还是一头雾水。

在英国，当时民俗学也还算不上一门独立、成型的学科，所用的理论和方法也大多采自于人类学，但周作人等一批先行者却急不可待地把它引入了中国。而常惠、顾颉刚等一批年轻学者所理解的中国民俗学与欧洲源头的民俗学本不是一回事，他们想象的中国民俗学是一门研究民间风俗、信仰，以及流行文化的学问，是对平民文化的一种关注。他们强烈地意识到了民俗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的互补作用，以及民俗学在社会历史研究格局中的重要性，因而极力地为之鼓吹。

当时把民俗学纳入西学的一个重要作用是，西学在当时是一面旗帜，强调反叛传统的五四新文化人有必要利用这一旗帜来作为号召，因为他们总是处在这样一种尴尬之中：“为了与复古派划清界限，不便理直气壮地发掘并表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至于具体论述中，倾向于以西学剪裁中国文化，更是很难完全避开的陷阱。”所以钟敬文先生说：“积极吸收外国先进理论与方法，是我国民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但我们在学习国外理论时，生搬硬套也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

国学研究的兴盛对民俗学的影响

清末民初，传统经学的宗主地位被打破，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学界参照现代西方的学科格局重新洗牌，一批新的学科在西方学术的直接影响下应运而生，民俗学及其相关的人文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方言学、考古学等一批新学科均在这一背景下诞生。

中国现代民俗学被提倡的时候，正是近代国学研究的转型时期。由于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胡适等人的极力鼓吹，“国学”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时尚。国学概念的提出是在20世纪初期，胡适对国学范围的界定非常宽泛，认为国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凡“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明确说明即便如“山歌”一类的非经史材料也可算做国学研究的对象。

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下，在胡适“科学方法”的启迪下，顾颉刚以其天才的学术洞察力和学术创造力，对孟姜女故事进行研究，创立了中国民俗学最初的，也是沿用至今的、影响最大的研究范式——“历史演进法”。顾颉刚最初写作《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的时候，所用的完全是中国传统的历史考证法。顾颉刚的杰出成就与其说是应用欧洲学术方法的结果，不如说是近现代国学转型的产物。

把顾颉刚的学术渊源归于国学，并不是要排斥西方学术的影响，或者说，这里所指的国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中国传统学术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桑兵在《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中曾总结近现代国学研究在欧美日本汉学发展趋势的影响下，学术风格与重心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变：1.材料资取由单一的专注于文献转向了文本文献、考古发掘、实物材料、口传文化等多元材料的综合运用。2.研究对象由专注于上层贵族的精英正统下移到民间地方社会。3.学科建设体现了不同学科的互动与整合。如果把这三项转变当作近现代国学研究转型的重要表征，再与现代民俗学的建设历程两相对照，我们就会发现，现代民俗学的发生正是这样一种转变的结果。

（歌谣周刊）

民俗学运动与现代国学运动的密切关系还可以通过一些更为直接现象来认识：

1.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都是国学门下的分支机构，它们的全称分别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歌谣研究会”“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

2.《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乃由《歌谣》周刊扩张而来。该刊以及后来的月刊“发表的民俗学方面的文章亦占有很大的比重，民间文学作品较少，而民俗学研究文章较多……研究涉及的面很广。”

3.歌谣研究会的发起人都是国学门教授，如主要发起人沈兼士即为国学门主任。

4.由沈兼士、顾颉刚等人在厦门大学组织成立的“风俗调查会”，同样是隶属于该校国学院。

5.由傅斯年、顾颉刚创办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本质上也是一个“国学”大本营，正如香港学者陈云根所说：“广州的国立中山大学1924年由国民党创建，享有大量的财政资助，在全国范围内扮演着高等党校的角色，因此自然特别强调‘国学’。中山大学确定了国粹主义及由孙中山统一全中华的总路线，这极大地鼓舞了民俗学家们的研究热情。”

6.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早期建设者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诸人，都被学界视作“国学大师”。

钟敬文先生把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国学底色及其优势说得更加具体：“中国典籍丰富，又有考据传统，因此，考据便成了中国民俗学的一大特色。无论哪位学者，也无论他使用过怎样的方法，在他的著作中，几乎都会程度不同地留有考据学的身影，这就是独具特色的中国民俗学。”对借鉴西学，钟敬文表述了这样的原则：“学术的最高境界在于对自身文化的准确把握，而不是对国外理论的刻意模仿。这就要求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踏实的调查，深入的分析，去实实在在地解决几个问题。”他自己所走的学术路子也说明了这一点，“从他讨论歌谣的第一篇文章《读<粤东笔记>》开始，其所走的学术路子基本上就是古典文献的研究和民俗学材料的分析相结合的思路，而且这也是当时《歌谣》周刊上发表的多数文章的共同特征。”

从早期民俗学研究的事实和民俗学者对学科的认识看出，民俗学并未偏离国学的范畴，民俗学正是一门国学。